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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沙漠”香港的旧学教育

  目前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的梁逸峰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,他会因几年前一段古诗朗诵视频而走红华人世界。在2009年第61届香港学校朗诵节上,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他朗诵了孟浩然的《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》和晏几道的《南乡子》。在朗诵过程中,梁逸峰以其夸张的声音及瞪眼、张望、扯嗓等丰富面部表情,被封为“表情帝”。这段视频爆红后,甚至有香港艺人开始模仿梁逸峰的表情来做电视节目。

  不过,去除娱乐因素,有些人开始深思一个问题:为什么在香港这样一个被称为“文化沙漠”的城市里,古典诗歌朗诵还如此强势存在?香港虽然顶着“文化沙漠”的名头,但实际上,香港每年各类大大小小的吟诵节、朗诵会不计其数。梁逸峰所参加的“香港学校朗诵节”早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举办,一般学校每年都会参加。在这些诗歌的原产地中国内地,却难觅像样的古典诗词教育。于是有人说,尽管去挑梁逸峰诗歌朗诵里的问题,但在内地,就连这样的朗诵会都罕见。

  香港的旧学传统不止于此。在简单的朗诵比赛之外,层次更高、也更受到香港大中学生欢迎的,是各类诗歌创作比赛。由香港政府康乐与文化事务署举办的“全港诗词创作比赛”早在1991年就已开始,比赛分学生组与公开组,单年赛诗,双年赛词,到了2013年,参赛作品仍有约1200首。

  “我查阅了每届比赛的资料与作品,发现主办者几乎每次都要欣喜地宣告:是届参赛者的作品水准甚高。起初以为这是鼓舞士气之词,后来发现,还真不是主办者王婆卖瓜。诗词在人们匆匆揾食的香港,发达而烂熟的资本主义的香港,不但被如此顽强地接续,且生机勃勃,令人对港人不能不刮目相看。”媒体人章诗依撰文称。

  这一片旧学兴盛的景象当然与教育导向密切相关。在这些朗诵、创作比赛和教育机构背后,是支撑香港旧学传承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—依托大学而生长起来的古典诗诗社。

  岑子祺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读书时加入老师董就雄创建的“新松诗社”(以下简称“新松”),直到毕业多年后的今天,仍会参加诗社活动。每隔一到两个月,诗社成员便会有聚会,人数一般8-10人,最多的时候有20人。这些诗社有点类似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海棠社”,老师事先规定好体裁、题材等要求,每位成员都要按要求提前上交自己的作品,并在诗会当天接受大家品评。

  聚会时,一般会有一位老师负责主持诗会,其他老师则品评其中几位同学的作品。之后成员会吟诵自己的作品,还会有集体的讨论,包括诗词的用字、平仄、意境等,有时一个字的用法也会讨论很久。老师们在返还学生的作品纸上还会有眉批和评语,以便学生在结束后根据老师的评语来改善作品。“这样做下去,很多同学坚持一两年以后收获很多,创作的质量和速度都会大幅度提升。”岑子祺说。

  城市大学以理工科为主,因此来到新松的大部分学生反而不是文科生,有理科、法学、商科的学生。诗社也不局限于城大的学生,除了像岑子祺这样的毕业生,还会有港大、中文等外校学生,一些网友、中学生,甚至年过六旬的老人也会来参加。“诗社不收费,只是一群有兴趣的人在学习。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门槛,只要你有兴趣都可以来。”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一级导师董就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。

  为了鼓励创作,诗社会鼓励学生参加比赛,学校或主办方则将作品选取结集成书,香港政府有一些资助计划,帮助这些书籍的出版。在浸会大学的古典诗社“璞文诗社”(以下简称“璞社”)等诗社的结集里,往往是先排学生作品,后排老师作品,老师会优先让学生作品得到更多出版机会。

  董就雄自己对旧体诗词产生兴趣,源于中学时期参加旧体诗词创作比赛。“中学时看到现在的人还可以写唐诗宋词,觉得奇怪,最开始因为没有动力创作,而参与了一些比赛,之后有了兴趣,没有比赛也会写。”

  虽然诗歌创作和朗诵比赛也延伸到中学,但相比大学教育体系对旧学的重视而言,目前香港中学体系的教育对文言和古典诗传统传承的作用并不大。董就雄认为,“学生都关注考试了,根本没时间想着古诗古文的趣味”。比如因梁逸峰而为人所知的香港学校朗诵节,一位香港中学教师就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,很多学生也只是为了升学加分而参加。

  董就雄认为,香港的古典诗词、文言文等旧学传统的传承,主要在于大学资源的教育及辐射。尽管“璞社”、“新松”这些诗社都不在正式的教育体系之中,但却依靠大学教学资源存在。在正式的大学中文系课程中,“诗选”是训练专业学生古典诗创作的重要课程。在内地,不少高校也有“诗选”,但未必需要写诗,可能更着重诗的技巧,或诗歌欣赏。近几年内地整体对诗歌要比以前更为重视,但香港却是一直保留这个传统。董就雄1998-1999年在中文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,诗选课就是必修课。据他回忆,当时一个系里90多人,就分开八九个班来教授,保证老师能照顾到每一位学生,教会他们写古典诗。

  “诗选课非常重要,促使香港有这么一批坚定的人对传统文化有高质量的保留,这不是纯粹的热心和兴趣可以做到的。我在内地看到有人写了几十年诗,他们以为是诗,但其实不是。香港这批人写诗,拿出来给人看,大部分问题不大。”董就雄说。

  董就雄所说的“香港有这么一批坚定的人对传统文化有高质量的保留”,这个诗人群体的历史也是值得追溯和研究的。早在清末民初,内地政局动荡,广东文人涌入香港,文学风气渐盛。以大学为本位的诗社目前气氛保持最好,最为出名的就是浸会大学荣誉教授邝健行2002年创建的璞社。“香港有一批老先生在不断创作,但我认为大学的诗社是一个生力军培训地,这是香港不断有年轻人坚持写诗的原因。”董就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。董就雄读硕时师从邝健行,2002年璞社成立后参加,至今未辍。之后到了城市大学做老师,董就雄与同事效仿璞社发起新松。

  与香港诗社相比,内地诗社的会员往往在数量上多很多,不定期聚会,通常有大型活动才聚在一起,很难这样当面斟酌用字用句。大学诗社每一次聚会人都不多,好处是可以进行高质量的教学,所有人可以针对一个人、一首诗、一个字。“我也接触过内地的一些诗社,感觉诗社平时都是老师在发话,比较少进行提点。此外他们很多都有官方背景,而我们这些诗社完全是自愿组织,除了出版时可以申请文学资助,平时完全靠兴趣维持和参与。”董就雄表示。

  近年来,香港地区所保留的旧学教育传统反过来影响到内地。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小军 2005年在浸会大学访问两个学期后写下《璞社纪事》,并借鉴诗社中的一些方法为学生上课。“事实证明,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并不矛盾。香港高校的中文系都设有诗词习作课,这在内地高校中文系几乎是空白了。”邓小军写道。

  因为表情夸张,梁逸峰的朗诵表演被许多人取笑。香港一位中学教师说,学生上课时“都会拿视频来看”。但董就雄认为,除了表情“太投入”,梁逸峰的朗诵语气语调都到位。那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,她带学生去参加朗诵比赛,几乎每位参赛学生都是类似的语气语调。原因是一些学校培训学生朗诵技巧,会用一些老先生或者专家的粤语朗诵录音,让学生一字一句学。

  读诗是一种享受,在璞社和新松诗社里,有些成员也会拿出作品读给大家听。这种“读”不仅是一般人所理解的“朗诵”,而且是带着唱腔的“吟”。所谓吟诵,介于诵和唱之间,像小调一样唱出来。董就雄当场为我吟诵了一首杜甫的《登高》,有一点粤曲的味道,也有简单的节奏和乐感,但听起来舒服,并不夸张或不自然。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,粤语方言区或中国南方方言区的学生也往往被认为略占优势,通常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学会平仄,北方学生则费力一点。

  由于粤语方言的特点,香港学生在朗诵上似乎有着天然优势。粤语有九个声调,尤其是入声,能用一些比较短促的音来表达朗诵者的感受。董就雄说,用普通话朗诵时,就失去了那种感觉。

  不过,在香港的诗歌朗诵节上,很多比赛并不限定要使用粤语。于是,常常能看到不同肤色的人用不同的语言朗诵,客家话、粤语、上海话、福建话、英语……“香港给人感觉不重视文化,但在这个弹丸之地,各种冷门的技艺、研究、学问你都能找到圈子,因为这个地方愿意包容所有这些东西。”那位中学教师不无感慨地告诉我。

  香港的农历春节氛围很浓,逛花市、种水仙、大年初一上黄大仙敬第一炷香,这些习俗很普遍地保留着。有些受条件所限,却也变着法子保留:因为住房普遍很小,春联在香港一般住户家中逐渐减少,取而代之的是更省空间的四字“挥春”。

  这种传统的延续和生长不仅仅存在于民俗层次,在文化传承方面,亦有鲜明体现。

  董就雄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一级导师。主要从事遗民诗、岭南诗、明清诗话、中韩诗话、诗歌鉴赏与作法等古典文学范畴研究。

  时代周报:你提到的诗选这类课程,现在内地学校已经很少见了。经过一百多年的殖民历史,这些旧学传统有没有中断过?

  董就雄:以我的了解没有中断。殖民地年代影响深远,港人对历史、中文的不重视是受了殖民地比较大的影响,殖民地大部分都以英文为法定语言,到现在其实还是如此。对于英文的推行减弱了港人对中文的重视,在应用层面的影响是这样的,香港人起码在应用层面有崇洋倾向。但文化上,大部分香港人还是知道传统是好的,香港人很特别,一方面知道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应用工具,也会学这一套,但同时在文化方面,传统国学、传统诗文受到的影响反而不太大。

  因为从辛亥革命以来,一部分满清遗佬来香港,包括香港大学文学院第一任院长赖际熙、曾捐钱给溥仪结婚的陈伯陶等,这批人来香港之后把中国传统的国学带到香港,其实那个年代应该已经有诗选课这些传统课目,到现在都没有变。后来我老师邝健行的师长辈,新亚书院的钱穆、牟宗三先生等国学大师一直都坚守传统文化。只是一直以来其他人不重视香港这一土地上的古典文学研究。

  如果我们只从一个现代角度来感受香港,因为他们短暂来停留,可能就觉得是“文化沙漠”,大部分游客这样讲,但是住下来之后很少人会说香港是文化沙漠。

  时代周报:这些传统的影响很微妙,香港人在写中文书面语的时候,文字比较简洁,有文言文的特点?

  董就雄:说得对。各地新文化运动来讲,香港人其实并不认同改文言文为白话文,同时由于香港传统其实是很遵循传统的,所以我们现在用的书面语基本还是比较传统,近宋体。比如我们写公文是文言文,一般不会用此致敬礼。香港有一大套政府自己编出来的认可的应用文,包括会议文书、贺词,甚至新闻稿的一些写法,其实是比较浅近文言的写法。我写信,如果是第一次通信,通常会写得比较正经一点,用一些套语,这些套语很多内地的同胞可能会觉得用法很古。大概从公文中来体现它还保持文言的需求。

  香港受“文革”的影响不大,很多传统因而得以保留。诗词学习能够保留下来,而不是受实用氛围的影响,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港人对传统是从心里边喜爱,也没有新的标准将它改变,那就一直按照这一模式来。

  时代周报:陈冠中先生早前讲到香港文言传统保持得比内地好很多,文言文写作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甚至当时的色情小说都是用文言文来写的。

  董就雄:我也听说过一些。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种特点是这样的,就是用文言文来写,而且还有许多的类似游戏的方式,先写一节或者一章,一个情节,然后交给下一个来续作,也用古文续作下去。用文言来写,色情小说就比较隐讳,同时因为这是色情文学,也能推动他们有兴趣用文言文去写。

  时代周报:就目前来说,香港对于中文教育的重视程度怎么样?回归之后有没有加强的趋势?

  董就雄:一般香港人在1997年之后觉得当然应该重视中文,但他们重视的可能是“普通话”,我觉得是比较功利性的看法,因为事实上很多香港人反而在1997年之后更加崇洋了。不过比较幸运的是那些喜欢传统中文的人或者在大学教育的学者、研究者,他们觉得更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推广,来影响香港人。现在有一些成效,例如浸会大学有国学院成立,还有不同地方也关注香港文学,政府层面也开始重视中文出版,会提供一些资助资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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